票据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集汇兑、支付、结算、融资、调控、信用、投资和交易多种功能于一身，使其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传导货币政策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纵观票据发展历史，票据因其信用功能而不断被人们接受与使用，并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信用经济发展、金融市场发展以及自身功能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
自周朝开始，票据由其契约、凭据等功能而产生，雏形起于傅别、质剂、书契，至唐宋时期已发展至飞钱、书帖，票据形态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演变。秦汉至南北朝时期，贫富差距的出现使借贷行业逐渐兴盛，官营借贷产业发展进入高峰期，甚至还出现了基于信用的存款方式，尤其在南北朝时期，存款业务出现变化，从窖藏发展为到亲朋好友处存款，体现了信用的扩展。唐宋延续了南北朝时期的信用产业，官私放贷机构林立，更有柜坊等民间存款机构的出现，形成了初步的金融市场。在宋代期间，王安石变法也增添了很多政府借贷方式，进一步丰富了信用种类。唐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的结构出现了新的变革，经济进入繁荣期，宋代经济一度达到我国古代社会的高峰，手工业与商业扩展迅速，整个社会经济快速扩张进一步推动票据的演化。飞钱、书帖的出现，增加了票据的汇兑功能，有效的缓解了跨区域交易中的区域差异和流通性差等难题，降低了交易成本。通过承载交易和汇兑等功能，在信用的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票据形态不断演变，并反过来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实物贸易逐步走向货币经济。
清朝时期票据发展迎来了深刻的变化，庄票、汇票、银行新式票据等取得了快速发展，西方新式票据在清朝末期在我国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开始进入中西融合时代。在金融发展方面，票号、钱庄的日益兴盛，不仅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其中，清代的钱庄经营存放款业务，满足了民间经济跨期调配的需求;票号是古代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它的产生对于票据种类的丰富、流通的扩大和制度的完善都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票号以汇兑业务为主营业务，编织起了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促进了异地汇兑的发展，方便了商人远程贸易。在信用发展方面，票号、钱庄和当铺等发展背景下出现了会票和钱票等多种票据形式满足了民间跨地域交易及跨时间借贷的需求，有效缓解货币经济和金融发展都十分缓慢且呈现出鲜明的地域不整合性问题，并由此推动了汇兑、典当等业务的发展，票据以其便捷的支付结算功能在这一时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实现在短时期需要融得资金的商人就可以向相关金融机构“拆票”，也就是贴现。票据的融资功能开始出现，票据发展的进步也彰显出信用事业的又一重大发展。晚清时期信用的发展也是空前的，一方面表现为新式银行的出现带来的银行信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和扩张所释放的信用。在商品经济发展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清朝不可避免地卷入世界贸易大潮，既有自身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外国经济的人侵，呈现出内外交织的局面。
民国时期票据与清朝末期相似，此时期的票据种类主要有钱庄和票号发行的旧式票据、外商银行发行的新式票据以及华商银行发行的中国新式票据。但是在票据制度上的探索发展初见成效。19 世纪 20 年代末，为解决银价惨跌问题，振兴工商业，票据开始逐渐得到各界重视，票据市场的建立逐渐被提上日程。尽管贴现业务量很小，银行、钱庄等机构已把贴现业务纳人它们短期融资的视野之内。期间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以转嫁本国经济危机，纷纷在华建立外商银行，带来了新式票据，加深了近代中国新旧票据并存的局面。为规范票据发展，中国银钱业相继出台规章制度对票据习惯加以规范，1929 年《中华民国票据法》正式颁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对票据加以规范，同时1936 年上海银行票据承兑所成立，民国初期票据的探索发展初见成效，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等交易性承兑汇票以及承兑所承兑汇票等交易工具逐渐被推广开来，承兑、重贴现等交易方式也取得了发展，对于盘活呆滞资产、促进资金融通、实现资产票据化具有重要意义，票据信用功能进一步发展。随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国进入全面战时状态的序幕，银行歇业和货运不便导致工商业资金供给迅速减少，工商业资金周转困难,恶性循环加剧了贷款归还难度，战时的信用体系开始倒退，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为活跃战时金融、救济生产发展，国民政府建立票据市场，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为流动性不足的工商企业提供贷款。随着上海、武汉沦陷，国民政府内迁，为弥补大后方资金不足，达到调剂金融的目的，国民政府开始重视票据业务的发展，相继出台多部制度规章，如积极推行《非常时期票据承兑贴现办法》来促进战时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的开展。1944年10月，重庆联合票据承兑所正式建立，联合征信所也随之成立，中国官办征信所征信制度得以建立。但是，由于工商业发展受挫，信用体系倒退，票据承兑与贴现业务发展状况起色不大。此时期，重庆的票据交换发展十分曲折，1938—1940年间重庆票据交换所—度陷入停滞状态，直到1942 年6月后才正式恢复工作。长期战争致使工商业倒退，导致了票据发展相对停滞，期间大后方国统区发展票据业务主要是为了活跃战时金融，促进战时经济，扶植矿农工商金融等各业发展，融通资金，发挥的主要是票据的信用功能。根据地的银行发行本票主要是为了替代货币流通，北海银行还曾发行支票来替代北钞流通，主要发挥的是票据的支付功能，革命根据地票据业务的开展缓解了通货紧缩，支持了大后方商业流通和经营生产的发展。汇票的发展主要是为了满足贸易需求，汇票作为汇兑业务的主要信用工具，主要发挥的是汇兑功能，支票和汇票业务的发展促进了根据地的贸易流通。
改革开放前，我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制度，并且商业汇票缺乏发展的基础条件。改革开放后，票据凭借其集信用、融资、支付和结算功能于一体的特点有效缓解了“三角债”问题，票据作为结算工具开始被推行使用，同时再贴现也被纳入货币政策，我国票据市场开始焕发生机。1995年《票据法》出台后，我国票据市场进入规范发展与制度化时期，奠定了国内票据市场发展的坚实基础。但是纸票时代的票据市场存在着业务效率低下、风险较高等问题，市场处于“条”、“块”分割状态，影响了全国票据市场的协调发展，也反映了票据市场对电子票据、电子票据系统以及电子票据制度的建设完善有一定的需求。自 2009 年开始，我国票据市场步人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呈现出票据业务快速增长、票据创新层出不穷、票据监管不断趋严、票据风险逐渐集聚的特点，票据承兑量、贴现量、交易量均大幅提升。电子票据的落地进一步为防范票据业务中的操作风险提供了保障，票据风险的不断集聚进一步推动了上海票据交易所于2016年12月8号成立，与此同时开启了中国票据市场的新时代，为推动中国票据市场的健康、持续、规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平台，并构建了新系统、新制度、新主体、新模式和新能力等新环境。但市场风险也发生了更深刻、更全面的变化，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引起了更广泛关注,风险防控成为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基础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