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中小微物流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现象由来已久，这种现象甚至可以溯源到改革开放初期，严重制约了中小微物流企业做大做强。
加之中小微企业在物流供应链上话语权偏低、账期偏长、资金链紧张，更使得行业集中度严重偏低，数据显示，公路货运的行业集中度只有1.2%，快运行业只有2.9%，严重影响物流业降本增效的成效。
国家也累次出台政策，包括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单独制定普惠型小微企业信贷计划，对中小银行实施较低存款准备金以释放增量资金用于中小微企业贷款，推广融资债券支持工具，扶持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引导民间资本对中小微企业融资贷款。
政策的每一次强力推行，都对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有些微缓解，但很快又在具体操作中转变成为金融机构内部的“资金空转”，恢复原有“融资难、融资贵”的常态。
其中有相关政策红利很快被资本自有的市场运行机制耗尽的原因，而中小微民营企业普遍存在可抵押物少、资信程度低、信息不透明、财务不规范、贷款不良率高、持续经营能力弱和抗风险能力差等弱点，客观上造成了金融机构本身对高风险、差信用、弱信息和缺担保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观性抵触，故而“贷款门槛高、贷款利率高、续贷成本高、信贷手续繁、信贷手续慢、信贷时间匹配差”。
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具体执行层对于民营企业（甚至包括大中型民营企业）融资的政治风险有较大顾虑，出于“个人安全”而优先选择“不作为”或“少作为”。
供应链金融的兴起为中小微物流企业的融资开辟了一条新路。围绕核心企业覆盖整个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模式，把在供应链非核心企业地位的中小微企业征信体系转为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征信体系，部分实现了中小微企业在经营中的动态融资问题，对银行、保理等金融机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经过几年的运行之后，由于上下游企业在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必然选择轻资产和多库存，导致供应链金融链条内的核心企业出现高杠杆和高负债的趋向，使得核心企业难以自证信用、商业汇票和银行汇票转让受限、质押物重复质押及损失等问题出现，银行、保理等金融机构依旧存在风控疑虑。
当下，政府和金融机构都倾向于用大数据、云服务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提高中小微企业和供应链金融体系的信用程度。特别是大数据及物联网，将质押物从虚实两维空间融合进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精准确认。但笔者认为，这的确是一个有效的可选项，但绝非是优先项。
信用升级是一个漫长且需要经济环境中各方面资源匹配升级的过程。欧美国家的个人与企业信用培育、发展和完善经历了近百年的时间，且信用的使用依然需要较高的信用门槛和信用成本。
而由于历史原因，国内个人和企业普遍存在信用起点较低、信用基础较差和征信成本过高等不良现象，每年的“3·15”消费者日就是对国内企业诚信的集中考量。
当然，对于部分行业的头部企业来说，构筑供应链金融体系可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征信和使用合理比例金融杠杆。
阿里、京东和拼多多等互联网电商平台头部企业，凭借着对平台交易流水的真实大数据和对供应链上下游中小微企业的强大话语权控制，从而构建了较高的供应链信用体系，并在供应链金融的大规模、高利润、弱现金和高杠杆等利益驱动下实现供应链金融创新，解决了行业内一部分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中小微民营物流企业来说，以互联网电商平台头部企业为核心企业的供应链金融体系不具备普遍性，难以复制或整体借鉴。
但支付宝和财付通（微信）等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在全球支付市场的成功竞争，却给更需要具有普遍意义的供应链金融提供了极好的借鉴方法。
万事达、维萨、美国运通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Paypal、Applepay等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主要凭借的是用户的信用，但信用有较高的门槛且需要较高的成本。
支付宝和财付通等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反其道而行之，直接抛开了对用户高成本的信用认证，采取了低信用高效率的方式吸引用户。
从第三方移动支付平台可以借鉴的有三点：
一是在对象企业信用过低而征信成本过高的时候，可以通过交易的高效率和短周期弥补风控的高风险。
二是利用远脱离于交易双方的独立第三方公共平台的大数据支撑增强信用度。
三是交易双方具有一定社交功能时，可以有效降低防范成本。
因此，在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和个人信用提升的近中期，创新供应链金融体系更应该构建以效率为前提和首要禀赋的第三方交易平台，构建以远离供应链金融体系内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独立第三方公共（信息和金融）平台，构建基于第三方公共平台的大数据及云计算服务，构建面向供应链体系的全产业链生态的数据、信息和资金互认互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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