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后疫情时代，当然是指新冠疫情过去后的时代。
目前来看，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断言疫情何时能够结束似乎为时尚早。但有两个判断，肯定是可以作出的：
一是无论如何，新冠疫情总会过去。
二是在新冠疫情消亡或者退化为流感类病毒后，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带上疫情时代的烙印。
正如2003年非典疫情使网购（互联网零售）获得了更为迅速的发展，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也很可能带来数字化（远程协同）办公的新趋势。
因此，讨论后疫情时代的金融风险特征及趋势，首先要立足于新冠疫情时代，看新冠疫情对社会产生了哪些冲击，进而带来了什么样的金融风险；然后从中找出那些对社会经济长期和持续的冲击，这些长期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就是后疫情时代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
当然，还有一类金融风险，与新冠疫情无关，但在当前存在、或者后疫情时代仍然可能存在。不过，这类金融风险不是这里的重点讨论对象。
02.
有种观点认为，新冠疫情造成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流、物流的暂停和紊乱，导致了生产端的供应链中断和消费端的需求不足，最终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
不过，主流观点认为，全球经济进入宏观衰退的大周期，以及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升进入瓶颈期，才是此轮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衰退的到来，成为此轮全球经济衰退的催化剂。
比如说，国内房地产行业大型民企的“崩盘”、全球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等，看似与新冠疫情有些关系，但究其实质，早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前，上述现象就已经有迹有循。
随着疫情的持续，基于国内和国外在抗疫上的战略区别，出现国内严防死守、国外放任自流的截然相反的局面，最终导致疫情对国内外经济的负面影响有着根本上的不同。表现为，国内，疫情对特定行业造成了重大的衰退型危机；国外，疫情持续轮动导致的人员反复感染造成了普遍性的生产效率降低。
目前，尚无法评价国外放弃抗疫对经济的中长期影响，这里也不对此作价值判断。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外其实已经进入了后疫情时代，即把新冠疫情视为流感类病毒的时代。但基于国内外抗疫战略的重大区别，当前国外的经历和经验，显然无法作为我们判断国内后疫情时代的参考和借鉴。
以上，是要把新冠疫情和经济衰退区分开，把中国和国外区分开，防止张冠李戴，以此来准确定义新冠疫情带来的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冲击。
03.
回到新冠疫情本身，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最主要冲击，主要就是防疫政策对人与人之间密集接触行业的“冰冻”式限制，以及由此带来的公众心理恐慌和社会管制惯性。
餐饮、旅游、交通运输行业等服务业，因其人与人之间的密集接触特征，成为国内受疫情影响最大的行业。
而服务业，又恰恰是小微企业和从业人员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大类行业。而且，越是依赖人流、客流的传统服务业态，受到疫情的影响越为严重。
疫情仅持续了两年多，就对国内服务业造成了巨大和深重的打击，行业内大量小微企业消失；而随着疫情的反复，一些新出现的小微企业刚出现就面临倒闭的危机。
由于行业政策和监管政策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小微企业的分散性，服务行业的大规模衰退产生的金融风险，当前来看仍然是完全可控的。
但往后看，在后疫情时代，传统服务业还能否“东山再起”？
当前，每次疫情稍缓，当社会公众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尚未出现，新一轮的疫情就又把服务业的小微企业淘汰了一轮，而社会公众的消费习惯和思维惯性就会再次接受一次“颠覆”。
那么，如果疫情再持续数年，中国人热衷于上馆子、逛商场、赶集市的社会习惯，是否就一定不会被替代？比如使用VR实现虚拟逛商场等。
特别是在中国人口规模面临收缩的大背景下，传统服务业可能再也回不到疫情以前的水平。
那么，面向国内传统服务业的信贷敞口，不论在疫情期间，还是在疫情后时代，显然都面临着潜在的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
特别是金融风险的滞后性特征，以及疫情期间“应贷尽贷、应延尽延”等监管要求可能在疫情后消退的影响，这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很可能在疫情后时代出现风险暴露。不过，因为服务业的信贷敞口小额分散的特征，可能不会让银行业伤筋动骨，但也会让银行业难过好几年。
应对策略则知易行难，不外乎：新增信贷投放向现代服务业等新业态倾斜、优化服务业信贷资产，同时加强传统服务业存量信贷的贷后管理、优选客户。
04.
新冠疫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另一大冲击，就是数字化社会进程加速带来的风险。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国内各行各业、包括金融业，都在加速推进业务数字化，通过降低人与人面对面接触的方式，来防范疫情和规避防疫措施，保障业务的正常开展。
也就是说，新冠疫情极大地加速了数字化社会的进程，把原来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看到的趋势，在疫情期间仅用短短两三年就表现了出来。
但是，数字化显然是一种规模经济效应非常显著的业务模式。数字化可以使头部企业跨越线下渠道的诸多阻碍（如物理距离、客户关系等），非常便利的触达到目标客户。因此，数字化会导致头部企业市场份额的集中，使企业出现两极分化现象。
新冠疫情期间，客户受疫情影响，应用数字化的需求和能力双双大幅提升。此时，大型金融机构在数字化上既抢占了先机，又能够投入海量资源，从而在线上也树立了极大的竞争优势。再叠加宏观经济衰退导致的中小金融机构“踩雷”（指金融机构的大型客户出现不能还款的情况）或“爆雷”（指金融机构自身出现影响稳定经营的重大不利事件）事件频出的影响，使得客户出现了从中小机构向大型金融机构的“回流”，大型金融机构的市场占有率一举扭转颓势，出现了持续提升的势头。
这一趋势背后，可能蕴藏着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生存发展的系统性风险。
这一系统性风险，既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因数字化投入不足、数字化人才支撑不到位、数字化发展路径偏差等原因，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严重操作风险；也包括中小金融机构在数字化建设过程中严重滞后，落后于客户需求的变化，业务规模不断萎缩、经营愈发困难的系统性风险。
可以预见，后疫情时代，随着整个社会层面上的加速数字化，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的上述系统性风险几乎是必然的。
对此，中小金融机构要么进行大刀阔斧的数字化转型，力争赶上业务数字化这班时代列车，至少做到“人优我特”；要么就是做小而精、小而美的“社区型银行”，深耕某个小区域，通过紧密的客户关系形成稳定的客群基本盘。
05.
从目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表现来看，可以断言，新冠疫情不会改变中国长期向好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从这一点来说，后疫情时代的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大概率与新冠疫情无关。
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主要金融风险，仍然是三大样：房地产行业带来的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去杠杆带来的金融风险。
在后疫情时代，上述风险能否已经得到实质性化解，仍然是未知之数。
与上述金融风险相比，新冠疫情带来的当前金融风险、以及在后疫情时代可能延续的金融风险，在严重程度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当然，这不是说新冠疫情带来的金融风险可以视而不见。
应对后疫情时代新冠疫情带来的主要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唯有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方能有备无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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