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体系的形成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提出：“贸易的自然效应就是和平。两个国家既彼此通商，又相互依存，一方以购入获利，另一方则以出售获利，一切联合均以相互需要为基础。”现有国际贸易体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以“自由贸易”为原则构建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国际生产分割、全球采购为代表的新的生产模式和贸易模式取代传统模式，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延伸和拉长，逐渐形成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以产业链供应链为形式的生产链条向国内外两头延伸，生产结构日趋复杂，产业链供应链的各个节点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与完成，中间投入品多次跨越国境，促成如今的国际贸易体系。超越国家主权及控制的利益追求者，如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等，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根本逻辑进行布局，“自然而然”地推动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形成。这一体系的主要特征是连接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和贸易。
这个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本质上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主导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核心立场，以及谋取最大贸易利益的基本诉求。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过程中，其出口产品价格的议价、定价权往往被控制，利润被压榨，自主创新、构建品牌和建立国外营销渠道等高端能力被扼杀，这种情况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低端锁定风险。这种比较优势造成的产业链供应链的低端锁定风险，对一个经济体的整体经济发展而言，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世界经济的发展经验看，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的攀升并不是必然的。一旦经过了起飞阶段外部资金技术带来的红利期，干中学遇到瓶颈，产业链位置和优势被锁定，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将会徘徊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跃升。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少数经济体实现跨越，而南美、东南亚等地区的多数国家在步入中等收入后，经济增长长期停滞。
二、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体系的进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全面改革，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就此开启，新中国开始逐步进入世界人民的视野中。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主要承接“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涉及的多为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人口红利等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同时，对外开放政策以“市场换资本”战略为主，兴办经济特区，引进了一批满足国内初级消费的外资企业，如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大众汽车等。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2001年，对外开放政策确立“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进入外商投资发展新阶段；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投资建厂，生物制药、机械电子、计算机等高科技产业开始将其部分中间品的生产放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有了较大改善，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为代表的工业制造业快速发展，我国的加工贸易中劳动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重。1992年，中国加工贸易中占比最高三位分别是纺织、机电、鞋帽，到2000年，纺织占比降至14.85％，机电排行第一位，占比为43.22％，但其中达到国际20世纪80年代初期水平的产品不到5％。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全新阶段，为中国营造了更为稳定的贸易环境，有利于产品出口与外资、技术引进。2002—2008年，中国注重工业技术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并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建立合资企业、跨国并购等方式推动资本注入与技术转移，产业结构升级，引资领域扩展到电信、科技、教育、商贸、旅游、交通等第三产业，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增强，房地产、重化工、装备制造以及电子信息技术等行业快速发展；同时这一阶段更加注重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与东盟、智利、巴基斯坦签订了双边自贸协定，并推行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2002—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均超过30％。1978年，中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比超过一半，工业制成品占比为46.5％，到21世纪初期，工业制成品占比上升至90％以上，其中高技术产品占比近30％。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至2012年，中国的目标转变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提高了其成为世界制造基地的吸引力，例如，中国的钢铁、煤炭、化肥、化纤、棉布等原材料产量均为世界第一，为下游机械、电子、汽车、服装等行业提供充裕价优的原料保障，越来越多的国际企业在中国聚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分工参与不断深化。这一阶段，中国的第三产业超越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高技术和高加工产业发展迅速，制造业规模迅速扩大，2010年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中占比仅20％，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2年后，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要建立结构完善、技术领先、安全清洁、附加值高、吸纳就业多的现代产业新体系。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迅速，高铁、4G移动通信、电商等领域已处于“并跑”“领跑”地位；中国制造、中国技术也通过“一带一路”等方式走入更多国家，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接近利用外资水平，真正实现了“走出去”。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奇迹。4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9％，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39.2倍，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不到2％大幅提高到17％，在全世界的经济增长中贡献度超过30％。中国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多项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位列全球第一，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三、个别国家试图重构国际贸易秩序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西方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单边主义盛行、霸凌行径上升、经济全球化趋势遭遇逆流。全球经济陷入低增长、低就业、低收益、高债务、高通胀与高风险的“三低三高”困境，个别发达国家试图重构国际贸易秩序，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
2016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国际“黑天鹅”事件频发，从英国“硬脱欧”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治上单边主义逐渐影响到经济领域，美国对其贸易伙伴的贸易冲突，特别是对中国启动“301调查”，对中国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挑起了中美经贸摩擦，也拉开了美国试图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与国际贸易秩序的序幕。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威胁退出WTO，宣称美国和中国、欧盟、加拿大等主要经济体之间长期存在巨额的贸易逆差问题，导致了美方遭受的所谓“不公平贸易”现象，成为国际贸易秩序下的利益“受损”方。特朗普倡导美国应重新构建满足美方利益的“公平”贸易、“对等”贸易体系，创造能够实现“美国优先”和“美国再伟大”战略目标的“双边”贸易体系，以及由美国完全主导的世界经济治理新规则体系。特朗普政府挑起的贸易摩擦打破了传统自由贸易理念和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也背离了多边体制和全球治理的原则而推行单方标准和实施单方行动。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措施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伤害了全球贸易关系，冲击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国际分工体系，提高了产业链供应链运转的成本，降低了全球经济运行效率，产生了广泛的负面溢出效应，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复苏。
2020年，拜登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并且在2021年1月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的当选并未改变上任政府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其在上任首月，便发布14017号行政命令，召集十余个部门和机构对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矿物材料、药品药物等关键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开展了为期100天的评估。2021年6月，白宫发布长达250页的产业链供应链百日报告。百日报告瞄准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有明显的指向性，建议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监管。9月23日，美国商务部和白宫经济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供应链问题，同时，商务部发布通知，要求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在一个半月内提供库存、产能、原材料采购、销售、客户等一系列信息。这一行为很可能只是对产业链供应链进行长臂管辖的开端，是拜登版的“美国优先”政策。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转底层逻辑的冲击，我们要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和韧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运转效率、降低运转成本，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作者介绍
宋汉光，管理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上海票据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局长等职。长期从事金融管理工作，对金融市场、金融创新等问题有深入研究。曾出版《新时代票据市场理论与实践》《农业信贷效率研究：以福建为例》等专著，主编《金融业的转型升级——宁波融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与探索》《金融护航海洋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探索》等，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先后荣获上海领军金才、沪上金融家等多项称号。
来源：金融书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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