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依据通常的理解，这意味着限制了票据的非贸易转让，如此也就无法将票据资产直接入池，因而便不得不采用“票据收益权”的概念，以此来作为基础资产即转让标的。“票据收益权”是对债权收益的付款义务人的付款请求权，因此在这种基础债权模式下，“票据收益权”这种基础资产实际上是一种应收账款。
但票据作为一种完全证券，本身便具有“权券一体性”的特征，即其权利和权利凭证是合为一体的，这是票据与股票、债权等不完全证券的一个核心区别。所以，尽管从会计角度而言票据收益权与票据本身是完全等价的，但将二者相分离存在法律逻辑上的悖论。
同时，将“票据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转让又须以交付为必要，否则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所以又必须在原始持票人与计划管理人之间设立票据质押关系,因此票据作为专项计划（SPV）的质押物存在。而作为投资者而言，其并不是《票据法》意义上的持票人，因而也不能享有票据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等票据权利。
这种质权与其说是一种风险控制手段，不如说是一条法律规避路径。不仅如此，因为缺乏“真实出售”，这种架构设计还带来了破产隔离的不确定性，如此便于与ABS的初衷完全背离，也影响了证券化的实效。
这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也使其容易受到政策性限制，事实上，2018年4月，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发布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对资管产品的若干要素进行了全新的界定，依其规定，“票据收益权”很难被认定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实际上，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资管新规”之后，票据资管的标的都被认定为是一种非标资产，受此影响，票据资管受此影响曾一度被迫全面暂停。
之后，或许“资管新规”本无意打压票据资管，而仅是其函射范围误射到票据资管领域；抑或票据市场的风声鹤唳使得其不得不矫枉，2018年年底发布的《金融机构资管产品模板报数指引》(银发[2018]299号)又将票据资产分类为债务证券而不是贷款资产，从而有效规避了资管新规第十一条规定，票据资管得以政策松绑，其后又陆续发行了一系列票据资管产品，但也始终未成气候，特别是对于增加流动性等既定目标并无所裨益。纠其缘由，还在于票据资管实际上一种监管套利行为，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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